一代反共领袖:丘吉尔(58)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在国内掀起了复活德国军国主义的狂潮,迫害犹太人的活动亦愈演愈烈。丘吉尔又是最早对这个纳粹新政权的罪恶进行谴责的人之一。

他写道:“我们以吃惊和忧伤的心情看到:残忍的暴力和好战的狂热甚嚣尘上,对少数民族进行
残酷无情的虐待,仅以种族为借口而拒绝对文明社会为数众多的个人提供正常的保护。”

正当希特勒德国秘密地或半公开地破坏凡尔赛和约而重新武装起来之时,英国的麦克唐纳——鲍德温政府却迫于财政危机,在议会下院大力鼓吹裁军,并在国际联盟和通过一切可行的途径提出一系列裁军建议。同时,对于坚定地保持强大的陆军的法国进行抨击。

1932年5月,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在下院提出了一个他称之为“品质上的裁军”的议案,还提出了一个把武器分为应准予保持和应予以废止两类的新划分方法,其中荒谬地“把重炮、坦克和毒气归入进攻性武器这一罪恶的范畴”,以便“使侵略者在进行侵略时有较大的困难”。

丘吉尔在辩论中对此尖锐地予以驳斥:

以坦克为例,德国人在入侵法国之后,深挖战壕;在两年之内击毙150万试图解放法国领土的法英两国士兵。坦克的发明,是为了制服德国人用来守住在法占领地的机关枪火力,在赶走侵略者的战斗中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现在,很明显,德国为了保持所占领的法国十三个省而使用过的机关枪,要被视为善良的、防守性的机关枪,而用来保住协约国许多人的生命的坦克,却要受到一切公正和正直的人的责备和咒骂……”

就在这次辩论演说中,丘吉尔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正式提出了战争临近的警告:

“德国的军事力量如果同法国的相接近,我将深以为憾。有人认为这种接近好像有道理,甚至认为这是对德国的公平待遇,他们都是低估了欧洲局势的严重性。我要对那些希望看到德法军备均等的人进一言:‘难道你们想打仗吗?’就我个人来说,我衷心希望我这一辈子或者我的孩子一辈子也不会看到德法军备相接近的情况。我这样说,一点也不意味着我不尊重或不敬佩德国人民的伟大品质,但我可以肯定,德国应取得与法国相等的军事地位的这种议论,如果一旦见诸于事实,就一定会把我们带到不堪设想的灾难中去。”

1933年4月,丘吉尔在议会发言中说得更加明确:“德国要求军备平等,陆军与海军的编制平等……,这是最危险的要求。生命中没有永恒的东西。只要德国的怨恨和不满尚未消除,还抱着我们不幸看到过的那种情绪时,就真的获得与其邻国完全相等的军事力量,那么可以肯定,我们自己也将面临指日可待的欧洲大战的重新爆发。”

1933年秋,和平主义在英国泛滥,和平的热望鼓动着不明真相的大多数英国民众。工党和自由党的和平主义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支持。在牛津大学,大部分学生都拥护学生俱乐部作出的“该团体决不为国王和国家而战”的著名决议。当丘吉尔的儿子蓝道夫关于废除这一决议的动议付诸表决时,却被压倒多数的票所击败。

在当年10月25日东富勒姆的补缺选举中,和平主义情绪的潮流使工党增加了近9000票,而保守党却减少了10000票以上。当选的工党议员威尔莫特在投票后说:“英国人民要求……英国政府立即提出普遍裁军的政策,从而给全世界作出榜样。”工党领袖兰斯伯里说,所有的国家都必须“把军备裁减到德国的水准,作为全面裁军的第一步”。工党和自由党继续以和平的名义坚持要英国裁军。

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一概称之为‘战争贩子’和‘恐怖贩子’。那些敢于采取不同路线的政党和政治家受到了巨大的压力,甚至“在政治上几乎有被消灭的危险”。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丘吉尔一天也没有放弃反对裁军和提醒存在战争危险的呼吁。1934年3月,在下院讨论军事预算的辩论中,丘吉尔指出:

“德国正在很快地武装起来,没有谁打算去阻止它。这似乎是十分明白的事。没有人提议进行一次防御性战争以阻止德国破坏凡尔赛和约。它决定武装起来,也正在武装起来;而且已经武装起来了。我不知道详细的情形,但事实很明显,这些天赋很高的人,以他们的科学和他们的工厂——加上他们所说的‘航空运动’——有可能在极短的时间之内,以极大的速率建立起一支既能进攻,也能防守,可以用于一切目的的最强大的空军。

“我深恐有一天,威胁到不列颠帝国心脏的手段会落入德国目前的当权者的手中。我们将会落到一种可悲的境地,使每一个珍惜行动自由和独立的人感到十分难过,同时也使从事日常工作、爱好和平的广大群众遭受极大的危险。我深怕有那么一天,而且也许为期已不远了。也许只有一年,或者也许十八个月。现在至少还没有到来,但愿没有到来,我希望和祈求如此;但事实上已为期不远了。现在我们还来得及采取必要的措施,而这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需要取得空中均势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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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反共领袖:丘吉尔(49)
移民座谈会元月三日丘吉尔高中开讲
一代反共领袖:丘吉尔(50)
丘吉尔在1928年的财政预算中,着重指出主要工业在“长期不易克服的”萧条境况下,“税率却是最高的”。他宣布“我们的总政策是帮助生产者”;根据这一原则,从1929年10月起减免3/4的生产性工业地方税,完全免征农业地方税。

一代反共领袖:丘吉尔(51)
在关税改革已经不再是有争议的问题之后,下院中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印度的宪政改革。这一问题是由印度总督欧文勋爵提出来的。欧文勋爵名叫爱德华•伍德,是保守党下院议员哈利法克斯子爵的儿子,曾在殖民地事务部任过丘吉尔的副手。

一代反共领袖:丘吉尔(52)
丘吉尔对事态的演变感到吃惊,他在自己的选区发表演讲说:“会见甘地先生一事令人惊异,也令人作呕。现在一位犯有煽动罪的中殿法学协会的律师,以东方众所周知的托钵僧身份登场了,半裸著身体,踏上了总督府的台阶。”

一代反共领袖:丘吉尔(53)
丘吉尔对事态的演变感到吃惊,他在自己的选区发表演讲说:“会见甘地先生一事令人惊异,也令人作呕。现在一位犯有煽动罪的中殿法学协会的律师,以东方众所周知的托钵僧身份登场了,半裸著身体,踏上了总督府的台阶。”尽管丘吉尔的观点在保守党内有不少支持者,但保守党的下院议员们并不想因此而改变领导人。

一代反共领袖:丘吉尔(54)
已经逝去的岁月对于丘吉尔来说,只留下了或幸福或痛苦的记忆。他现在又一次从政治漩涡的中心退出来,过上了平民生活。

一代反共领袖:丘吉尔(55)
1931年,丘吉尔为报刊杂志撰稿的数量有增无减。此外,他还出版了《世界危机》的节略修订本,增写了《马恩河战役》一章。后来他又增写了《世界危机》的最后一卷《东方战线》,出版后被认为“很有趣,文学性很强,足以达到《世界危机》一书其他各卷的水准”。

一代反共领袖:丘吉尔(56)
“即使那些沾满了灰尘被封存在档案里多年的老战役,丘吉尔写来也能照样清晰可爱,特里维廉①巧妙地描写了马尔巴罗战役,而在幻想力方面,恐怕丘吉尔的描写还要略胜一筹。如布伦海姆战役,读者神魂颠倒地追随血腥激战的场面,看见了炮弹在密集的广场中炸出一道道弹痕,也为迅捷的骑兵出击和肉搏战中的步兵所倾倒。他放下此书的写作,半夜会吓出一身冷汗,做着自己排在英国皇家骑兵的第一排,一动不动地站在堆满被枪炮打死打伤的‘人山’中的恶梦。……特里维廉(G•M•Trerelyan,(1876—1962),英国历史学家,剑桥大学之一学院院长。

一代反共领袖:丘吉尔(57)
丘吉尔的预感并没有错。历史正在为它的伟大儿子酝酿机遇,而丘吉尔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去对待历史的发展趋势。他就战争的危险向世人发出的无休止的警告,虽然在长时间内不为人们所重视和理解,甚至在他的下院同僚中引起了“痛苦和反感”的情绪,但历史将很快证明丘吉尔的正确性,并将因此而把他引上他人生旅途中的辉煌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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